古代三次变法与度量衡发展

我国古代每个朝代几乎都组织过变法, 变法目的之一是富国强兵。计量, 古称之为度量衡, 是质量发展的支柱之一, 也是国家统一、政权稳固的重要手段, 常常成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。其中, 管仲变法、商鞅变法和王莽变法成为我国古代度量衡发展的重要时期。纵观古代度量衡发展历程, 其侧重点在于通过技术性和法制性推进统一性和准确性。

管仲出生于约公元前723年, 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、哲学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, 春秋时期法家代表人物, 被誉为“法家先驱”“圣人之师”“华夏文明的保护者”“华夏第一相”。公元前685年, 齐桓公即位, 不计前嫌任命管仲为相, 开始变法。齐国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为此均得到迅速发展, 终致最先称霸诸侯。

管仲变法的内容之一是征收赋税、平准物价, 而度量衡是征收赋税、平准物价的工具, 随着齐国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得以快速发展和完备。《管子》一书中多处强调了度量衡的重要性, 如《管子·枢言》载:“量之不以少多, 称之不以轻重, 度之不以短长, 不审此三者, 不可举大事。”就是说测容量时不以多少为标准, 称重量时不以轻重为标准, 量长度时不以长短为标准, 如果不能对这三种事情进行严格审查并改正的话, 就不能成就大事。可见《管子》中对度量衡的重要性作出了严格规定。

实现度量衡的统一和准确, 一靠技术, 二靠政权力量和法制管理, 用强制手段加以控制。度量衡一经制度化, 必然具有很强的法制性。《管子·七法》说:“尺寸也, 绳墨也, 规矩也, 衡石也, 斗斛也, 角量也, 谓之法。”尹知章注解说:“凡此十二事皆立政者所以为法。”管仲所说的法是指度量衡的法规而言, 具体来说, 即尺寸要有定制, 绳墨要有定规, 规矩要有准则, 衡石要有标准, 斗斛要有定量, 角量要有容积, 这十二件事是立政者用作度量衡法规的标准。从而强调度量衡既要有明晓的法规, 又要有详审的数字, 如依法规治国, 则“举而置之无不行”;不依法规治国, 就要像“左书而右息之”, 永远办不成国家大事。《管子·形势解》又说:“以规矩为方圆则成, 以尺寸量长短则得, 以法数治民则安。”《管子·侈靡篇》还说:“法制度量, 王者典器也”。均阐述了法规和度量衡的关系, 强调了法规对度量衡的保障作用。

在变法之路上, 管仲认识到度量衡准确公平的重要性, 提出这种准确和富贵众强、贫贱卑辱无关, 只有公平才能防止奸诈。“尺寸之度, 虽富贵众强, 不为益长。虽贫贱卑辱, 不为损短。公平而无所偏, 故奸诈之人不能误也” (《管子·明法解》) 。齐国实行着升、豆、区、釜、钟五量制的容量单位, 各单位间的进位关系分别为:1钟=10釜=40区=160豆=640升。每年在固定时间, 管仲组织对度量衡器具进行校对, 以保障其准确性。《管子·度地》说:“当冬三月, 天地闭藏, 暑雨止, 大寒起, 万物实熟。利以填塞空郄, 缮边城, 涂郭术, 平度量, 正权衡, 虚牢狱, 实廥仓, 君修乐, 与神明相望。”

《管子·君臣》说:“衡石一称, 斗斛一量, 丈尺一綧制, 戈兵一度, 书同名, 车同轨, 此至正也。”然而春秋战国时期, 群雄并立, 各国度量衡各行其是、大小不一, 管仲希望在诸侯间建立统一的度量衡。《管子·幼官》记载, 在第四次辅佐齐桓公同各诸侯结盟时, 曾下令:“修道路, 偕度量, 一称数。”由于齐国的结盟多为小诸侯, 齐国度量衡未能推广到更大范围。

商鞅出生于约公元前395年, 战国时期政治家、改革家、思想家, 法家代表人物。公元前356年, 秦孝公任命商鞅为主持政事的最高长官———左庶长, 在秦国国内实行第一次变法, 经过约五年时间, 取得初步成功。后来, 商鞅由左庶长升为大良造, 相当于相国兼将军的职位。公元前350年, 商鞅组织第二次变法, 统一度量衡成为第二次变法的重要内容之一, 也为其他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, 加强了秦国内部的联系, 推动秦国经济文化的发展。《战国策·秦策三》记载, 燕客蔡泽将见秦昭王时曾对范睢说:“夫商君为孝公平权衡, 正度量, 调轻重, 决裂阡陌, 教民耕战, 以兵动而地广, 兵休而国富, 故秦无敌于天下。”更为重要的是, 商鞅制定的度量衡制度、研制的器具, 还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六国度量衡奠定了基础。

商鞅废除了奴隶制的井田制, 承认土地私有, 并且可以自由买卖。在“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”中, 商鞅对亩积作了新的规定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“六尺为步, 步百为亩, 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。”将旧井田制100步为亩改为240步为亩。在中央直接管辖下, 田亩大小有了统一的标准, 为赋税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, 从而扩大了耕地面积, 有利于农业发展。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集解说, 商鞅在法律中对田亩准确做出了严格规定, “步过六尺者罚”, 成为不可违抗的法律条文。秦朝时期, 240步为亩未能实行全覆盖, 而是大小亩并行, 直到汉武帝才真正一亩步数统一为240步。此后, 这个标准至清末未有变化。

统一的国家必然建立统一的度量衡, 我国古代政治家、思想家常把度量衡看作权力统治和社会公正的象征。公元前344年, 齐国派遣由卿大夫等人组成的外交使团到秦国, 商讨两国度量衡统一事项, 说明当时统治者已经看到统一度量衡的重要性。商鞅主张“禄厚而税多”, 实行“訾粟而税”, 在秦国推行赋税制, 允许地主个人占有田宅, 但要严格按土地面积缴纳赋税。征收赋税以粮食为主, 自然需要统一的度量衡。然而, 由于士大夫阶层纷纷扩充各自势力, 度量衡长期不能保持统一, 给改革造成了许多困难。商鞅说:“故法者, 国之权衡也”, 用度量衡的准确一致比喻法律的公正性。为了维护度量衡的统一, 商鞅当机立断, 专门颁布了统一度量衡的律令, 这些律令成为后来《秦律》的重要内容。

为了维护度量衡的准确, 商鞅借鉴齐国量制, 制成了商鞅铜方升, 是目前所见最早“以度审容” (即以尺寸定容积) 的标准量器。铜方升由商鞅于秦孝公十八年 (公元前344年) 监制颁发, 为青铜铸制, 呈长方形, 有短柄, 左壁刻铭文32字。方升以16.2立方寸为一升, 内口长、宽和深之比为5.4∶3∶1。商鞅铜方升不仅镌刻了制造年代, 更重要的是铭刻了长、宽、高尺寸, 通过测量不仅能确知战国时秦国一升的标准值, 同时还能得到一尺的长度约合今23.1厘米, 因此成为我国度量衡史上极为重要的标尺。方升的制作年代距今已有2300多年, 现存上海博物馆的商鞅铜方升, 器壁虽有锈蚀, 然而在去锈处理后精密测量, 仍可看到当时的设计水平和制造工艺都非常高超, 是不可多得的珍品。铜方升研制成功后, 商鞅亲自督造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具, 分发到全国各地, 定期检定。秦始皇统一六国后, 统一度量衡时仍以商鞅所造量器为标准量器, 有的在商鞅铜方升底部直接加刻诏书:“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, 黔首大安, 立号为皇帝。乃诏丞相状、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, 皆明壹之。”有的诏书先刻在铜版上, 此铜版称为诏版, 然后再将诏版嵌在铜方升上。

王莽生于公元前46年。西汉末年, 社会矛盾空前激化。公元8年12月, 王莽代汉建新, 宣布推行新政, 史称“王莽改制”。公元23年, 更始军攻入长安, 王莽死于乱军之中。王莽是一位在历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, 古代史学家多认为其是篡位的“巨奸”。但近代帝制结束之后, 很多史学家认为他是一个有远见而无私的社会改革者。胡适认为他是“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”, 翦伯赞认为“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的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。”不管如何评价和争议, 王莽在变法中对推动度量衡的准确性是不能抹杀的。

计量的准确性是建立在基准之上的, 最初的基准借助于人体的某一部分来实现, 之后用自然物定度量衡的基准, 其都会产生一定的误差。王莽任命律历学家刘歆执掌度量衡。刘歆将秦汉度量衡制度整理成文, 从理论上加以整齐划一, 使其制度更加完备地著于书, 使之更加规范化, 条理化, 这就是后世引为经典的《汉书·律历志》。刘歆充分运用了律管长短与它所发出的音频之间的密切关系, 首次明确了度量衡以黄钟为标准, 假以累黍直接定出尺度、容量和权衡的量值, 明显提高了度量衡的准确性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还规定了度量衡的各级单位名称、进位关系, 以及标准器的制造、行政管理等内容, 成为我国古代度量衡史上最完整、最系统、最有权威的著作, 影响到其后1000多年。直至明清, 凡言及度量衡者无不追溯到《汉书·律历志》。

建国元年 (公元9年) , 刘歆设计制作和颁发的新莽铜嘉量, 成为我国度量衡器具历史上又一件瑰宝。该器为正圆柱体, 两侧有耳, 器壁正面有81字总铭, 五个容量器上分别标明尺寸和容积。《汉书·律历志》记:“其法用铜, 方尺而圜其外, 旁有庣焉, 其上为斛, 其下为斗, 左耳为升, 右耳为合、龠。其状似爵。其重二钧。声中黄钟。”其器结构上形成龠、合、升、斗、斛五个容量:“律嘉量斛, 方尺而圜其外, 庣旁九厘五毫, 冥百六十二寸, 深尺, 积千六百二十寸, 容十斗。”规格上满足斛深一尺、斛重二钧要求, 将度量衡三个单位量标准完美组合在同一器物上, 彼此之间又形成相辅相成的关系。新莽铜嘉量工艺精湛, 设计思想和制造工艺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技术水平, 在一件量器上不仅能得到长度、容量的量值, 而且还可以推算出重量的单位量值, 包括魏晋刘徽、荀勖、南朝祖冲之、唐代李淳风在内的历代数学家、律历学家, 都以此为标准考校秦汉度量衡单位量值。

新莽铜嘉量之外, 王莽还组织研制其他计量器具, 在甘肃定西县秤钩驿出土了新莽时制造的铜丈、铜衡杆和多件铜环权均制作精良。新莽时期, 出现一种专用的测长工具———铜制卡尺, 其由固定尺和滑动尺两部分组成, 呈丁字形, 正面刻有铭文“始建国元年正月癸酉朔日制”。说明当时的测长技术已从一般的直尺发展到既可用来测量直径, 又便于测量深度和厚度的多种用途的专用测长工具。现在所见两支卡尺, 一支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, 另一支藏于北京市艺术博物馆。目前出土的东汉量器虽不少, 质地有铜质、陶质、石质, 但从制作之精美、刻铭之详尽, 皆不及新莽时期。而魏晋时期, 度量衡制多仍用新莽旧制。

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, 其他变法者也大多同样认识到度量衡的重要性, 采取各种措施和方法推动度量衡的统一和准确。北魏中后期, 孝文帝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, 其中明令严禁使用长尺、大斗、重秤征收租调。王安石在《九变而赏罚可言》中说:“修五礼, 同律度量衡, 以一天下”, 为保持度量衡准确, 把器具抽查周期从每月一次缩短为每月三次。由此可见, 计量发展成为改革的题中之义, 成为盛世的一个重要标志。